实习终极总结：不能说人话

文/蒹葭苍苍 （部分有参考）

   感谢党，感谢政府，让我能有写这篇文章的机会。谢谢这次在宣传部接近一个月的实习，让我开始了解人还可以不说人话。如果我今后考公务员，我会学着不说人话，并删除这篇文章。 谢谢暨南大学范城同学，是你先这样说的，我是参考你的观点。同时我申明：我交给领导的实习总结灰常地不像人话。这篇总结只是因精神自卫而产生的山寨版，上不了正席。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思想理论动态参阅》在7月1日前出版的第25期开篇摘录了几段话，其中一段说是暨南大学中文系学生范城在某县宣传部门实习时的感受。他说：“每天面对铺天盖地的文字材料，但没有几句说的是‘人话’，读起来令人头上发麻。”

    这位范城同学童言无忌，一下子把问题捅破了，并捅到了根子上，也使许多人的疑惑恍然而解。这位同学的感受是真实的，他的表达也是真实的。许多人有着与他一样的感受，但没有像他这样坦率的表达。这位同学从学校进入宣传部门，两种人生环境、两种话语系统，产生了碰撞。他没有马上去适应这种话语方式，而是产生了精神自卫的应激反应，因为他发现了那种虚假的形式和虚假的内容。他可能还未彻底明白为什么这些公文材料不讲真话？这些材料也大都出自像他这样曾经年轻的毕业生之手。范城同学在中文系接受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教育，著作、文章与公文材料有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方法。在现实语境下，我们公文材料的目的主要是落实领导意图，而著书、写文章的目的则在于探讨问题、求索真理。公文的衡量标准是领导是否满意，为文的标准是读者的认可。公文的方法是官话、虚话与套话，而写文章则必须创新。因此，二者有着不同的生成机理，有着不同的书写范式，更有着不同的生成目的。所以，一些机关里的材料大王常常奚落文学博士搞不了他那种公文，其实，不是搞不了，而是没有进入那种不说人话的话语系统。

    我想，那位范城同学接触到的铺天盖地的文字材料，第一类是总结和汇报之类。这类材料在机关里占了一定的比例，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所以网上才出现了速成软件，只要把单位名称往上一套，就是现成的材料。这种汇报类的工作总结一般是写给上级机关的。由于领导机关收到的这类材料更是铺天盖地，所以，一般根本没有人去看，除非有人闲得有病。只是许多机关对这类材料搞的极其认真，长则两三万字，短也得五千字以上。为了使材料锦上添花，有的地方，一把手还要专门组织一个班子进行专题写作，并逐句推敲。除了冠以“在XX指导下、XX领导下、XX关怀下、XX支持下、XX帮助下”之外，还要说明找到了多少支撑点，找准了多少切入点，抓住了多少关键点，把握了多少落脚点，探索了多少创新点，打开了多少突破点，克服了多少难点，解决了多少硬点，平息了多少热点，攻下了多少焦点，创造了多少高点，赢得了多少亮点。其中必须强调：问题总是客观的，困难总是存在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决策总是正确的，自己总是努力的，领导总是英明的，缺点总是不可避免的，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的，信心总是满怀的，明天总是光明的。用这样的套路，再编进一些眼花缭乱、没有人追究的数字和百分比，用四六句装修一番，一篇优秀的文字材料就出笼了。那位同学在中文系受的训练是思辨和批评，是对人文意义的寻找和解答，那种怀疑精神和求真之心，怎么一时就能适应了这种文风？

    第二是领导讲话之类。这一类是公文材料中难度较大的，因为是领导自己讲话，你要把他想说的话全说出来，看来确实不易。现在的领导讲话与过去不同，过去的领导讲话，一般不用材料，大都是讲讲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或是为了解决问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翻看毛泽东、邓小平文集，他们在许多大场合的讲话不仅没有套话，而且很短。先不论他们讲的正确与否，他们对于自己说的话是真诚的。而现在的一些领导讲话已经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完全是为了表演。并且认为只有讲的长才是水平。一些领导不管在什么场合讲话，一般都是先讲“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然后是“抓住重点，克服难点”，接着是“措施得力，形成合力”，最后是“加强宣传，及时反馈”。或者是“围绕一个中心”、“进行两个转变”、“力求三个突破”、“搞好四个结合”、“突出五个重点”、“抓住六个环节”、“展开七个方面”、“避免八个矛盾”、“实现九个目标”、“达到十个胜利”。现在人们都知道这些烟雾缭绕的讲话是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工作落实只能依法进行。但是这些讲话材料动辙上万字，加上领导念稿时的重复、停顿和发挥，一般要进行两个多小时，甚至时间更长。这些讲话稿一般都是由虚话、套话、官话和废话组合而成，只要符合讲话者的意图就行。因为是虚话和套话，就避免了因为讲实话和个性之言所带来的风险，这种虚话和套话顶多是无用，但不至于对自己有害。因为讲真话总是需要勇气和认知水平，并且要承担代价的。这种虚话和套话既不伤害别人利益，又能使自己不出风头。这些官话因为政治性强，肯定没有路线错误，不用担心政治风险。废话同样如此，就像两个官场老吏见了面，一个说：“我喝的茶都是十两一斤的，哎呀啊哈。”另一个则说：“我用的腰带都是十寸一尺的，哈啊呀哎。”这种废话在常人看来无用，但在有的人用来则能起到回避问题、避免冲突、明哲保身的妙用。如果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让他给领导写关于整顿环境污染的讲话，他肯定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要坚决写上“依法整治污染企业”，或者必须见到结果，甚至非常具体，要点出企业名称。但领导不会这么讲，污染企业都是本地的财政支柱，要保护还来不及，怎能关掉？讲话中只能笼统地要求一下了事，还能动真的？这就是范城同学不能明白的其中奥妙了，所以才感到他们不讲“人话”，只讲废话。

    第三类便是政策文件类。范城同学在大学里肯定受的是法制性教育，只有法制才有法治，而政策和文件是典型的人治。时代已经发展到了今天，但人治还是阴魂不散。现在一些机关不仅喜欢自己立法，更是热衷出台政策。我们知道，政策是对法制的扭曲和消解，因为政策的执行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事后救济，但在利益和政绩观的作用下，我们的政策、文件也是铺天盖地、朝发夕改。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他还说：“《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后来，邓小平发现了这里的大问题，坚持推进以法治国。但时至今日，因为大的体制文化未变，一些人还是热衷于政策出台。这种热衷有两个原因，一是出台文件可以回避法律，或者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比如我熟悉的行业，《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已颁布多年，如果按条文落实就很好，毕竟它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修改、公示过的，即便有缺陷，也总比一个人在办公室闭门造的一纸文件更接近科学。但有些部门认为它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便又不停地制定新文件，以达到自己的权力所求。所以民间才有了“上午刚刚把法规习惯，下午又来了新文件。你让俺照着哪个办？我看还是自己说了算。”这样的谚语。二是出台文件是做给领导看的，一些人认为领导如何衡量下属的工作好坏，只要看到出台了不少文件，就是在工作上很有办法，很卖力了。有位行业领导告诉我说，和平时期就是要文山会海，否则干什么？只有多印发文件，下属才有事干，才能忙忙碌碌，才显得工作扎实。也真是的，一些地方进行工作考核，要求查看一年内所发的文件数量。各行各业，虽然都已有了位阶很高的法规，但针对这个行业的政策性文件照样铺天盖地、络绎不绝。造成现成的法规没有人去落实，新的政策文件满天飞的混乱局面。由于政策性文件太多，一般来说，下发之日，也就是作废之时，基层单位应接不暇，不知所从，只能当作废纸束之高阁。当范城同学看到了这一切，肯定是大惑不解的，有好端端的法律不执行，为什么还要出台令人“头皮发麻”的那些文件呢？

    第四就是工作方案类，或者叫行动方案。不知从何时起，公文材料中得了方案病。执行一部法规，要拿出具体执行方案。开一个会，也要拿出会议方案。考察一个项目，也要拿出方案。搞一个挂牌仪式，要拿出方案。晚上查一查歌舞厅，要搞一个“荡涤”方案，甚至请一个副县长看一场演出，也要形成文字方案，并且要写明目的、意义、陪同人员、行车路线、行车时间、最后指导性意见讲话、返回时间、随行记者、群众安排等。每项工作，没有文字方案是不行的，有了文字方案才能层层批阅，领导才能批上指示。可以说，现在这种方案更是铺天盖地的，一般来说，一年的工作中，大方案套着小方案，各种方案又相互连环套着，即使是起草方案的人也无法知道每年有多少方案。这种工作方案一般先是“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总体要求”，然后是“工作目的”，接着是“工作重点”、“工作步骤”、“保障措施”、“组织机构”，最后是“完成时段”和“完成时限”。刚一接触，感到是一种工作手段，设置严谨，只要稍一了解，便知道这些“方案”都是些应付领导的文字垃圾。正如各种文件一样，早已多的让人无所适从，这种“方案”从出台之时就是废纸一张，几乎没有人翻看。现在基层单位也变聪明了，任凭文件吹、方案打，我自依法不动。只有依法办事才不至于引起诉讼，才有自己的退路。而这些“方案”只是写在办公室里、写在纸上的，根本走不到实践中。最近翻看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起草的作战方案，大都区区一二百字，言简意明，一字千斤。那都是些顶用的、为了达到目的的可行性方案。而现在的一个“治理整顿方案”没有五千言是下不来的，必须要做足文字功夫，才能尽显时代风采。一些人只有在文字上用心推敲，才能使自己政绩卓著。

    人民日报社在转述范城同学这句话时，没有更为详细的背景和说明，只知道他在宣传部门实习。从宣传部门涉及的文字材料来看，也基本在这些大致范围，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态性发言稿、争先评比、党性分析、决心书之类。宣传部门更是这种文字材料的集中之地，也是以文字材料取胜的工作部门。只是令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能适应这种工作方式和话语方式，可惜的是许多人在刚刚接触这种话语方式时认为是自己缺少实践经验。于是很快把原有的优秀的东西抛弃掉、毁灭掉，马上向这种令人“头皮发麻”的文字垃圾屈膝投降。一些刚进入机关的大学生本来生机勃勃、充满了朝气和创造力，但很快便被这种文字材料挫伤了锐气，并彻底让他们进入失语状态，然后归顺这种棺材范式。如此一来，我们的一些官员不仅在国际场合不会说话，见了人民群众也要首先背诵语录。即便洪水滔天时，也不忘强调省里、市里、县里的领导指示，要求救援人员制定文件，拿出方案，然后才去解救困在树杈上、随风飘摇、命悬一丝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