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凉州塑中华

这已经是第二次踏上河西走廊。八年前，从武威到张掖，再到酒泉和敦煌，当年汉武帝设下的这四座城市，让钟爱于历史刀光剑影的我流连忘返。 河西走廊的众多绿洲，水源是南部祁连山的冰川融水。这里形成了很多自南向北的内陆河。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更是连接中国草原、西域、高原、中原文明的重要枢纽。走廊的南北方向上，高原的吐蕃游牧民族，可以沿着河谷来到河西走廊，而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可以沿河谷逆流而上，将牛羊赶到水草丰美的河西绿洲。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要设置这四个要塞，最大的目的就是阻断高原和草原的联盟。而通西域，只是这个战略目的的附属品。 不同于前些年时间紧走马观花似地游走，这一次，我被一个地方深深地吸引，这便是古代的凉州，现在的武威，一座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小城。几年前，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这座小城，竟然是撬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杠杆。   河西根脉 多数时期相对强盛的西汉，对武威这座门户大部分时间都有控制权。但到了东汉末年到三国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中原大乱。中国文化的精英，当时的氏族社会，面临着灭顶之灾。到了西晋末年天下大乱，长安洛阳都沦为废墟，这些有学问的大家族多半都四处流散。流散主要就是两个方向，一是跟随残存的晋朝皇室逃往江南，再一个就是逃往远离中原，相对来说秩序安定、经济富饶的河西走廊地区。 今天咱们一说起河西走廊，可能感觉这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古代的河西走廊可不是这样，非常富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提到，在唐朝时人们都说，“富庶者无过陇右”，就是说没有比河西更富庶的地区了。直到现在，还流传着“金张掖”、“银武威”的说法。 五胡乱华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等被统称为“五凉”的五个小国，其中最强盛的三个都是定都在武威，也就是凉州。除了前凉之外，另外四个都是胡人建立的。但无论是什么人在统治，都很重视儒家文化。结果是，在中原严重沦丧的儒家文化，反倒在这些胡人小国、尤其是武威获得了很好的保存和发展。 天下大乱一百多年之后，中原地区新崛起一个鲜卑人建立的大国北魏，它向西扩张，公元439年灭亡了五凉中最后的一个，匈奴人建立的北凉，随即把凉州的这些儒家学问大家族都给迁徙到了北魏当时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河西所保存的儒家学问的流脉，就成为北魏极为重要的文化来源。 陈寅恪先生因此提出，北朝的文化系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江南，一个就是河西。他更进一步提出，北魏后期迁都洛阳这个事情，极有可能与河西学脉的影响有关。而北魏的文化，就是后来让中国人无比自豪的隋唐大帝国的文化母体。可以看到，孕育着河西儒家学脉主体的凉州，显然是在撬动着中国的历史。 在北魏把凉州的儒家人物迁走之后，这里的文脉遭受重创，但是到了明朝，凉州又修建了一个全国第三大的巨大孔庙，今天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很难想象在离帝国核心区如此遥远的地方有着如此规模的孔庙，里面有几块碑，上面刻着从明到清，凉州地区走出来的进士名单，看到那长长的名单，非常让人惊叹。   天梯山石窟和译经大师 公元412年，一个年轻的僧人登上了河西走廊东端的天梯山。他用清澈睿智的眼光，审视着祁连山起伏跌宕的景色。心中充满喜悦和激动。因为一位北凉国君，指示他们在这里建造在当时看来举世无双的佛像石窟。他，就是昙曜，一个杰出的佛教徒，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寺庙建筑家和一个富有热情的幻想家。如此体量巨大的工程让他兴奋不已，他仿佛听到工匠们的斧凿声，在山谷中悠扬地回响。 昙曜长期居住的凉州，就是现在的武威。他主持开凿的天梯山石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像石窟。北魏灭亡了北凉之后，就把开凿石窟的工匠也全都带走了。这些工匠接下来开凿了北魏首都大同郊外的云冈石窟，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那些工匠们的后继者又开凿了洛阳郊外的龙门石窟。可以说天梯山石窟就是中原地区的石窟之母，在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的佛教造像艺术。 包括我在敦煌那期游记性散文，胡人高僧鸠摩罗什，他就曾在凉州前后停留了17年的时间，他在这里经受了一系列的考验，心性获得升华，又学会了汉语。鸠摩罗什是被后凉的统治者从西域的龟兹（今天新疆的库车）带到凉州的。后来后凉又被羌人建立的后秦灭掉，鸠摩罗什被带到长安，在这里，鸠摩罗什开始了他所主持的空前的佛经翻译事业，翻译出74部、584卷佛经。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佛经的开篇语“如是我闻”，就是出自鸠摩罗什的手笔，电影《倩女幽魂》当中法力无边的《金刚经》、王菲曾经改成歌来唱的《心经》，也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鸠摩罗什所开创的汉传佛教，不仅对中国，对整个东亚精神世界的影响与改造都是全方位的。 如果没有在凉州停留的17年时间，鸠摩罗什很可能也难以获得如此之深的功力。鸠摩罗什停留凉州期间所住的鸠摩罗什寺，就在武威的市中心，今天的寺庙已经是百年前大地震毁坏过后重建的了，但是寺中供奉着鸠摩罗什舌舍利的罗什塔，仍然是1600多年前留下的古迹。 佛教进入中原，河西走廊是个重要的中介，让佛教有机会在这里和不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文化先进行某种融合，然后才能继续向前进入中原，而不是直接被中原儒教排斥掉。讲了凉州的儒教和佛教共存的盛况，你一定对河西走廊的这种中介地位的重要性有更深的感觉了。 这些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整体上撬动着中国的历史。   凉州词 我猜想你读唐诗的时候大概会有跟我差不多的感觉，读来最为血脉贲张摄人心魄的，就是那些边塞诗。诗人的视野与精神格局，非常直观地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视野与精神格局，唐代雄视万里、雍容豁达的精神格局，通过边塞诗获得最好的表达。 全唐诗里面有大约两千首边塞诗，其中有一大半指向广义的河西，边塞诗当中还有一种著名的体例，叫做“凉州词”，很多大诗人都以此为题写过众口流传的诗篇。不过要说明一下，凉州词不是专门写凉州的，它是唐代所流行的一种曲调名。 凉州乐舞也是隋唐时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甚至于唐玄宗时期的乐曲，很多都以边地命名，比如《凉州》、《伊州》（伊州，今天的新疆哈密）、《甘州》（甘州，今天的张掖）。 我还非常喜欢王维的一首诗，“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诗人走出汉家边塞，进入胡人土地，北归的大雁告别中原水草回归到胡人的天空，胡汉在这里不是判然对立的两方，而是在一种宏大的视野格局当中，连续过渡的两个自然空间。体验过这样一种气魄与格局之后，各种斤斤计较的小气与“非我族类”的猜忌，就都会在“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的雄浑之气中，被透视出琐屑与不堪。 诗中还提到居延海，这是河西三大水系之一黑河水系的尾闾湖，诗人在这里听到了数千里之外的蒙古草原上，边塞大将燕然都护的消息，河西地区连通中原、西域、草原的空间感，仅用寥寥几个字就都给展开了。   可以想见，没有边塞诗，就不会有光芒四射的盛唐气象；而没有河西及西域对于诗人视野的敞开，王朝的格局又如何才能打开呢？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倘若没有它们，我们便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样子。  

凉州会盟

这是一场公元1247年发生在凉州的一场极为重要，平时我们却很少谈到的会盟，“凉州会盟”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 会盟的双方，一方是蒙古王爷，西凉王阔端，他是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大汗窝阔台的次子，另一方是雪域高原上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也就是说，凉州会盟是一个蒙古王爷和一个藏传佛教领袖的一次会盟。 吐蕃帝国在公元7世纪初期，跟唐太宗差不多的时代建立，其最高统治者赞普从印度引入佛教，想用它来对抗本土的宗教苯教。因为吐蕃的贵族们都支持苯教，赞普想要压制贵族，就要从宗教上也压制他们。由于这会儿有赞普撑腰，佛教也是不大看得起本土的苯教。 但是在吐蕃于公元842年崩溃之后，高原上逐渐形成了大量以宗教统合起来的小政治体。这会儿的佛教不再有赞普撑腰了，一度被贵族们赶走。后来佛教再回来，就不得不跟苯教相融合。苯教是有很强的萨满教气质的，佛教和苯教相融合，才形成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藏传佛教，所以藏传佛教也有某种萨满教气质，和汉传佛教很不相同，我们都能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差别。 但正是因为藏传佛教有这种萨满教气质，反倒使得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对它更为亲近，容易接受它。在窝阔台的时期，就有几个出身今天克什米尔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来到大汗的朝廷，其中一个还被大汗封为国师。 吐蕃崩溃后，高原上建立起一系列小政治体，都是以宗教为基本统合手段。这些小政治体彼此之间相持不下，谁也灭不掉谁。结果藏传佛教的小教派多如牛毛，几乎是每个小政治体都对应着一个小教派。 小教派间有着竞争关系，但它们所可以动员的资源，彼此之间相差不大，没有谁能够具有压倒性优势。除非是有哪个教派能够从外部输入资源，才有可能在高原上获得特殊的竞争优势。这个机会就在1247年的凉州会盟中到来了。 在1247之前的几年中，蒙古王爷西凉王阔端曾经派兵攻打雪域高原。但是领兵大将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向阔端提建议，不如跟藏传佛教的领袖谈判，让他们自愿归顺更好。于是阔端发出带有威胁性质的邀请，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就肩负重任，代表整个雪域高原来到凉州与阔端会谈。 会谈的结果是，阔端拜萨迦班智达为师，接受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与蒙古人在气质上的各种契合以及各种渊源，所以阔端接受藏传佛教并不让人意外。而雪域高原则全部接受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此时的蒙古帝国已经灭掉了地处中原的金朝，很快就要轮到忽必烈当权，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震铄古今的中国王朝了。所以可以说，凉州会盟让雪域高原开始正式纳入到中国王朝的统治之中。 蒙古人借着凉州会盟，得以借道雪域高原南下，征服大理，对南宋形成战略大包围，为后来一统天下做好准备。而阔端的统治以及后来元朝的统治，也并没有直接管理到雪域高原上的内部，而是让萨迦派代替自己管理，于是萨迦派获得了外部资源的输入，一举成为雪域高原上的最大教派。 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在凉州进行会盟，因为这里是中原、草原、高原这几个方向的过渡地带，能够调动起各个方向的资源，由此也可以看到河西地区在如何定义着“何谓中国”。   满蒙联盟与中华疆域 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之后过了四年就接连去世了。继承他们位置的是阔端的堂弟忽必烈和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忽必烈和八思巴也结成了师徒关系，八思巴后来还成了大元帝国的国师，总管天下各大教派。 但是到元朝被朱元璋推翻之后，蒙古人退回塞外，萨迦派失去了支持，也就不再是压倒性的大教派了。直到公元1578年，蒙古崛起了一位新的草原英雄俺答汗，他与一个新成立的小教派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会面，索南嘉措认定俺答汗是忽必烈转世，俺答汗认定索南嘉措是八思巴转世，三百多年前的师徒在这里转世重逢。 双方相互支持，各取所需。俺答汗作为忽必烈转世，克服了自己血统不正的问题，名正言顺地排挤了血统纯正的大汗，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而为了让蒙古的民众全都信服，俺答汗就在蒙古地区开始大力推广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终于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民众的普遍信仰。 索南嘉措则被俺答汗封为达赖喇嘛，格鲁派也因为从蒙古方向输入的资源，迅速成为高原上最大的教派，占据藏传佛教内部百分之九十几的比重，藏传佛教于是开始形成今天所看到的教派结构，达赖喇嘛制度也是通过这次会面才真正建立起来的。 蒙古草原和雪域高原上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被尚在关外的满清抓住了。它依凭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纽带，打造起满蒙联盟，以此为基础获得必要的军事力量。如此一来，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满清才有足够的力量入主中原，否则也进不来。 一旦进来之后，满清就可以整合起汉满蒙回藏等各种要素，发展为庞大的疆域，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只是要说一句的是，如果没有1247年的凉州会盟，三百多年后的这次会盟就说不通了，所以中国的疆域形成，追根溯源还是可以追溯到凉州会盟去。 凉州会盟的发生地就在武威的白塔寺，今天的寺中仍然有几十座白塔，当然很多都是在近百年前地震震塌后重建的，但是埋葬萨迦班智达遗骨的灵骨塔，仍然保留着原迹。站在寺中，环顾四周一派萧瑟，让人油然而生对历史的感慨。 发生在武威（古凉州）的这一系列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看到中国历史的多元互构性。河西走廊地区也是在这一历史中，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对中原、西域、草原、高原各个亚区域起到普遍的连接粘合作用。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定义着古代的王朝，为今天的中国奠定着基础。